1978年
1978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正式开播，成为中国收视率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电视新闻栏目。但其三十年“假大空套”不变的风格，与其说是“新闻联播”不如说是“宣传联播”。中央电视台也被舆论称为“木乃伊”电视台。
1978年2月28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第一条商业广告——“瑞士雷登表”。
1978年2月26日-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设置人民检察院。在当年6月份之前，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陆续开始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和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复办并恢复招生。新时期法律教育正式开始。
1978年3月11日，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县新建钢铁厂。
1978年3月18日-31日，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近6000人。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大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邓小平说，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教育事业，大力发挥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抨击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加入。”理论界的某些权威人士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他们不让《红旗》杂志发表支持性的文章，并授意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讨论不予表态，甚至对表示赞成的人进行责难。这场最终冲破了压制，迅速发展为一个遍及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6月8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虽然单调的灰色和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俗称：烫个“鸡窝”最时髦。
1978年7月3日，中国政府照会越南政府：中国被迫停止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调回尚在越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从70年代末开始，中越关系出现严重摩擦，越南发生驱赶华侨事件，中越边界气氛紧张。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中国被迫停止对阿援助并接回中国专家。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登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年9月，“伤痕文学”引起巨大反响。当年，刘心武的《班主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文艺报》 编辑部在首都连续召开座谈会，对《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伤痕》、《最宝贵的》、《“不称心”的姐夫》等10多篇短篇小说进行讨论。“伤痕文学”的名称，源自它 “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大墙下的红玉兰》、《铺花的歧路》、《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1978年有影响的国产电影有《知音》、《喜盈门》等。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文学》、《收获》、《钟山》、《十月》等一流刊物，其发行量一般可达300万册，有的甚至达到500万册。
1978年9月11日，《中国青年》复刊。复刊号登有介绍“四五运动”中同“四人帮”作斗争，在迫害面前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选登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这本诗集曾印行过，遭到汪东兴的批评，此次《中国青年》以《青年革命诗抄》为标题，选登其中一小部分）。这触怒了当时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他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愤慨，成为“西单民主墙”事件的一个导火索。
1978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会议开了整整四十二天。会议期间，西双版纳农场一个名字叫陈玲先的上海女知青因难产死亡。几乎所有知青都被她的不幸死亡震撼了，他们从这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中读出自身的悲惨命运。这些从前的红卫兵扔下劳动工具，浩浩荡荡走上街头，他们不是造反和“破四旧”，而是展览命运和抬尸游行。知青打出的口号是：“知青不是牛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后来发生各地知青的抗议、卧轨、请愿和绝食活动。绝食知青给北京发去电报，电报一共只有短短六个字：不回城，毋宁死。知青集体绝食的惊人消息在全国迅速传开，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重庆等城市还有局部的游行和集会，最动情的一句口号是：请放我们的孩子回家吧。据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安置返城知青达七百六十万人。此后陆续返城约三百万人。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1978年10月，恢复奖金制。奖金总额按职工工资总额10-12％提取，并在事业单位试行一次性年终奖，人均10元。
1978年10月11日，贵州诗人黄翔等人创办民间刊物《启蒙》。在创刊号上，黄翔发表了长诗《火神交响曲》，猛烈抨击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呼吁放弃专制和封建迷信，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后来黄翔来到北京，把《启蒙》贴在王府井大街上，引发了随后的“西单民主墙”。
1978年11月，西单民主墙引起国内外关注。“民主墙”的形式源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即民众（不排除有官方背景的人混在“民众”队伍中）在公众场所张贴文章，表述某种政治主张或心声。最初，西单墙的大小字报绝大多数的内容以申冤诉苦为主，只是就事论事，不大涉及政治内容。随后开始有人在墙下面贴出自己的感想，出现了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大字报。12月，任畹町、魏京生等人撰文提出：要求政治民主化。此举引起轰动。之后一些民间团体将自己制作的刊物贴在西单墙上或散发给来往群众。一些外国媒体也赶来采访，这使“西单民主墙”有了国际影响。
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12月13日，叶剑英也在三中全会讲话时，曾经高度评价民主墙。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后贺延光、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李西宁等“四五英雄”还曾经一度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新华社发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电讯稿，全国各报纸以大字标题刊登这条消息，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1978年12月6日，法学家李步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同年底，《北京周报》以五种外国文字向外界报道这篇文章。由此引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争论。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美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在对方首都建立大使馆。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并决定在组织上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反对突出和宣传个人，要加强集体领导的作用。全会审查纠正了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结论。并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有较大影响的大案平反。
1978年12月22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176字的“法治宣言”，象征着中国当代法治进程的正式开始。
1978年11月24日，安徽小岗村户主在村西的严立华家召开了秘密会议，20户人家除有两户仍在江西要饭外，18户都到了场。会上，社员们一致通过了分田到户的决定。
1978年12月22日，北岛、芒克、黄锐、陆焕兴等人创办了文学刊物《今天》。随后这期刊物被张贴在西单民主墙、天安门广场、中南海、文化部以及出版社和大学区。从第二期起，《今天》开始走向正轨：基本保证定期出版，并通过邮寄发行到全国。每期一千本，并先后出版了四本丛书。1980年9月，《今天》得到第一次警告，要求停止一切出版活动。北岛他们改头换面，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出版了三期内部资料。同年12月，再次接到最后通谍，被迫停刊。12月中旬，《民主墙》杂志创刊。12月16日，《四五论坛》问世。月底，《今天》和《群众参考消息》创刊。1979年1月创刊的民间杂志还有《北京之春》等。并出现了七大民刊：《今天》（负责人：北岛、芒克）、《四五论坛》（负责人：徐文立、刘青）、《探索》（负责人：魏京生、杨光、路林）、《人权同盟》（负责人：任畹町、陈旅）、《沃土》 （负责人：胡平）、《北京之春》（负责人：王军涛、陈子明、刘迪）、《启蒙》（负责人：贵阳本部，负责人黄翔。随着民间杂志的活跃，各种杂志的编辑们需要协调行动，以便必要时组织会议、举行街头示威或发表联合声明，于是由刘青牵头的8家民间团体组成的“联席会议”于1979年1月25日成立。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从《启蒙》、《民主墙》的出版，到最后一期《今天》杂志，在北京一共涌现出50余种民办杂志，此外还有127种杂志星散于全国至少26个大中城市。这些杂志各具特点，其中一部分是文学杂志，其它杂志或多或少都属于政治类。
1978年，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8家报社联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1978年，谈恋爱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在城市里可以看见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此前整整10年，年轻人公开的约会被视为可耻和堕落，他们只能以“谈工作”为借口进行地下活动。
1978年，喇叭裤受到青年的喜欢。虽然主流社会不接受，但它顽强的生存下来，并更加得到青年的喜欢。
1978年开始了学子海外留学和恢复研究生教育。
197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此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展开。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人们得到了解脱。
1978年12月31日， 邓小平在其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79年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希望双方尽快实行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作观摩。
1979年1月1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这个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月18日-2月16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第二阶段从3月28日-4月3日，由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名称加上了“全国”，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会议上，王若水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认为应该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认为这存在着“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3月30日，邓小平发表了被称为“四根棍子”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9年1月28日-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暨中美建交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据说，邓小平回来后在某次高层会议上说：我看见了现代化。
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参桂补酒广告，这则只有1分35秒的广告，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
1979年1月，王礼明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治和法治》的文章，引发改革开放后人治与法治问题大讨论。12月2日，李步云等的文章《论依法治国》，以“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为名在《光明日报》发表。与之对应，部分法学界人士认为法治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或者认为人治与法治应该结合。这场讨论持续数十年。
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爆发中越战争。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并无可咨识别之军阶、军衔制度，导致指挥体系严重紊乱，战后全面恢复文革前军阶、军衔制度，军衔再增加大校成为四级制。
1979年2月2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设立“法制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法制工作。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成立。彭真担任法制委员会首任委员长。
1979年3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个恢复电台系统的广告业务。
1979年3月，《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认为“党报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和监督下工作的，是全党办的、全民办的报纸。”“党报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党委领导党报来反映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意愿，成为人民的喉舌，正是党性的表现。离开了人民性就根本谈不到我们党的党性。”但当时中共中央主管宣传的胡乔木认为，这种新闻思想把《人民日报》引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向，对全国新闻界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因此对胡绩伟进行批判。胡绩伟后来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
1979年3月29日，在北京动物园当电工的魏京生被当局逮捕，起因于四天前他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一文，此文抨击了邓小平的独裁倾向。同年10月16日，魏京生被判15年徒刑。1995年12月13日，魏京生出狱6个月后即被中共公安机关非法拘禁近20个月之后，又被当局以 “阴谋颠覆罪”判处14年徒刑。美国《纽约时报》社论说，“为的是窒息民主，给强大的民主呼声彻底消音，向异议份子发出强烈警告。”这一年，魏京生是“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中位于前列者。
1979年4月10日，《读书》杂志创刊。创刊号发表了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引发了激烈争论。上级主管机关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后来沈昌文和董秀玉甚至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做了检查。《读书》杂志创刊以来，以思想性获得了国内知识界的认可，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读物之一。
1979年夏，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和姚明德、李守成根据真人真事，创作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并发表在《戏剧艺术》杂志上，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不久就在全国的许多城市相继演出，但在1981年却被禁止演出。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社会讽刺剧，对干部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予以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笑。
1979年7月1日，7部旨在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法律一次性通过，分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开始了“改革文学”。此后又出现了《改革者》、《跋涉者》、《祸起萧墙》、《三千万》、《假如我是真的》，以及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这些作品大多揭示旧的经济体制政治路线影响与改革家的改革事业的矛盾冲突，预言了一个“只要改革，生产就能搞上去”的神话。
1979年9月，《十月》文艺丛刊第3期发表作家白桦（原名陈佑华）的电影剧本《苦恋》，剧本的一句台词“爱国家，国家却不爱我”引起全国争论，这表达一代人对现实政治的怀疑，但白桦却因此受到批判。
1979年10月，《电影创作》第10期发表作家王靖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作者十分大胆而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了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却被禁止拍成电影。甚至李贵仁的评论《在灵魂猛烈震颤之后……——泛论《在社会的档案里》》本来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1期，但在印出后被扼杀于工厂。一万多份杂志，在撤掉这篇文章之后才得以发行。
1979年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魏京生，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三年。1978年12月5日，魏京生以“金生”为笔名在“民主墙”上贴出了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报。魏京生认为，中国除了需要当局已经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之外，还需要民主。该文谴责了共产党的一党独裁，质疑共产党政权的“人民”特性，认为共产党政权的独裁本性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惟一真正障碍。魏京生还创办了《探索》杂志。12月6日，中共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告，明确禁止在“西单墙”和规定范围之外张贴大字报和小字报。“西单民主墙”不复存在。1979年春开始政府查禁了民间刊物和组织，逮捕了一些民主运动的领导者。逮捕魏京生以后，胡耀邦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胡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逮捕魏京生，他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1979年10月，贪污犯王守信被判死刑。
1979年11月14日，杭州市召开6000多人参加公判大会，高干子弟杭州恶少“二熊”（熊紫平、熊北平）被判死刑。在押出会场的一瞬间，桀骜不驯的熊紫平回头吼叫：“北平，要报仇！”
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取缔“西单民主墙”。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随后全国也发起取缔“民主墙”与“民刊”运动，许多“民刊”创办人士被捕、被判刑。热闹的“民主墙”成了冷落的“鬼打墙”。
1979年，戈扬重新出任复刊之后的《新观察》的主编。《新观察》上的文章，多是尖锐犀利的时政评论。在20世纪80年代风雷激荡的岁月里，与《世界经济导报》形成南北呼应，被称为中国新闻杂志的启明星。1988年12月，戈扬在北京大学《未来学会》的成立典礼上演讲说：“20世纪见证了社会主义的失败。”
1979年，《追捕》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把充斥中国荧屏的奶油小生们（以唐国强为代表
）打入冷宫，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
1979年11月26日， 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湾内翻沉，船上职工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3735万元。造成这次中国石油工业史上最重大的责任事故的原因，石油部迟迟不认真调查事故原因与如实向上级报告情况，也未采取有力措施处理有关责任人员。对此，有关人员受到法律和政纪处分。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 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1980年
1980年2月15日，消失了13年之久的《羊城晚报》复刊。“文革”期间，《羊城晚报》被诬陷为“造谣放毒的旧报纸”，1966年12月13日停刊。吴有恒被任命为第一把手。凭着广东省委拨给的10万元资金，60多人编辑记者队伍，复刊当天就发行21万份，11个月之后发行量已超过100万份。
1980年２月５日-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通过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同年１２月，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的学位授予工作。
1980年2月23日-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了反对个人专断、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等12条准则来重新规范党内政治活动。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全会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全会还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看过根据中央决定成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提交的提纲后，对决议稿的起草问题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1980年3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赵紫阳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胡耀邦负责中央书记处全盘工作。
1980年4月8日，由邓小平提议，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中共中央建议，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的条文。
1980年4月20日，国家出版局、中宣部发布《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对书稿的政治内容和学术（艺术）质量作出基本评价，决定是否采用，一般应实行三级审稿制度，即编辑（或助理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复审和终审。
1980年4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决定》。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
1980年5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带领一支综合考察队进入新疆罗布泊考察。途中遇险。6月17日上午，彭加木留下“我向东去找水”的纸条，独自一人走向沙漠深处，就此再未回到营地。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作者写道：“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在编辑部组织的讨论会上，青年们说了许多心里话，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哭了。他们最大的苦恼是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政府宣传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政府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前途远大，但现实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味的生活。《中国青年》共编发了关于潘晓讨论一百多位读者的多篇稿件，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封。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剧上涨到398万。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1980年５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农村政策问题指出，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
1980年５月下旬，在中共四川省委的支持下，中共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撤销向阳人民公社，恢复建立向阳乡党委、向阳乡人民政府。
1980年6月，法律出版社经国家出版局批准恢复。
1980年6月，曾经办过《文汇报》的钦本立创办了《世界经济导报》，名义隶属上海社科院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实际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而理事会成员多为经济学界知名学者和退休中共高级官员。该报创办之初的办报方针是：为开放服务，突出自己是对外经济的一个窗口。后来大胆突破禁区，关注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著名的“擦边球”媒体。
1980年6月2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公安部、财政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教育部、文化部、轻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制止滥编滥印书刊和加强出版管理工作的报告的通知》规定：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非出版单位，一律不准自行编印图书出售；对各类刊物，审批要从严掌握。过各种渠道公开或暗地在社会上散发出售反对国家政策法令，有碍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腐蚀人们思想的书刊、图片、小册子等，应予查禁没收，对有关人员要进行严肃处理，并对出版者和承印者追究责任。
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多家媒体突破自1957年以来“报喜不报忧”、“重大事故一般不见报”的传统框架，对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重大事故进行报道。国务院因此最终作出了关于处理渤海２号事故的决定。
1980年７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央决定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个人的纪念堂等建筑；公共场所毛主席像、语录要逐步减少；一般高级干部丧事应力求简化和节约。
1980年８月2日-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
1980年8月，《中国法制报》经过试刊后正式创办。该报于1988年更名为《法制日报》。
1980年８月18日-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分五部分：一、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三、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四、这些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五、中央经多次酝酿，现在正考虑逐步进行如下重大改革：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史称“8·18讲话”。
1980年８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毛主席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他后期的错误。
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商业部长吃饭不付钱”的报道，《中国青年报》发表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的来信，批评商业部长搞特权。商业部长王磊因此被迫道歉。
1980年8月，被禁闭了十年之久的讽刺画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兴旺起来了，除了报纸刊物经常发表外，北京和部分省市一共出版了9种定期或不定期的讽刺画小报，这是1949年以来所没有的现象。
1980年8月21日，23日，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两次采访邓小平。采访中法拉奇单刀直入地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这种采访开场提问尖锐和直接，在之后20多年里，被中国新闻学子奉为经典。
1980年８月30日-9月10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检查了1977、1978两年经济工作中的新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会议通过了《婚姻法》、《个人所得税法》等；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即取消“四大”的决议，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意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这次大会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新《婚姻法》和独生子女政策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中国人终于认识到“爱情是婚姻的灵魂”。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修改1978年宪法，取消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的规定，保留了“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罢工自由在82宪法中取消。
198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宣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提纲发下去以后，遇到了一个关于自发组织的问题。那时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主张要给这些自发组织以合法地位，并且认为自发组织应成为文代会的团体会员。但由于林默涵、刘白羽等反对没有搞成。后来，胡乔木根据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起草了一个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经济调整暂行条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可书记处讨论时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结社法”、“出版法”。胡乔木不同意，于1981年1月24日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写信说，“如果采取制定“结社法”、“出版法”一类的办法来对付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要求他们登记，很可能被这些反党分子钻了空子我们还不知道。”陈云见了这封信之后说：“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组织和刊物登记，要让它们处于非法地位，禁止它们活动。” 1981年2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九号文件”——其中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根据该文件精神全国各地有上千人被捕、判刑、劳教。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９月27日，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
1980年9-10月，世界法学家大会在荷兰举行，教育部派韩德培、龚祥瑞、罗豪才三人赴会，韩德培为团长。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律学者第一次参与国际学术会议，韩德培还取代台湾地区代表担任该届世界法学家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龚祥瑞和韩德培还应瑞典商业银行邀请，赴瑞士就议会督察专业制度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
1980年10月7日，国家出版局颁布《新闻出版用纸申请、分配、管理办法》规定：统一分配的新闻出版用纸；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出版的报纸；经中央或国务院各部委，省、市、自治区批准出版并在所在省、市、自治区出版行政机关登记的杂志；经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核准成立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课本（不包括学校讲义用纸）和图片，才能得到新闻出版用纸。
1980年10月，中国首次在区县级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其中北京海淀区的人民代表中出现了自由竞选。北京大学参选者有：于大海、王军涛、田志立、刘娟、刘卫、房志远、杨利川、杨百揆、易志刚、胡平、夏申、袁红冰、张曼菱、张炜、姚礼明、薛启亮。其中胡平在竞选中贴出的《论言论自由》成为传颂一时的名篇。陈子明后来总结说：“如果以北京大学作为典型，那么可以说，张炜和杨百揆是经济改革先行论的代表人物，胡平是政治改革先行论的代表人物，王军涛是经济政治并行论的代表人物。”王康后来写道：“选举过程中大量政治、社会、人生、经济、学术、生活等问题破天荒地在公开场合中，在公共集会中提了出来。人们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表示关注和咨询的权利终于找到了一个合法的讲坛得到认可。”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其他七名罪犯有期徒刑，姚文元二十年、陈伯达十八年、黄永胜十八年、吴法宪十七年、李作鹏十八年、邱会作十六年、江腾蛟十八年，均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绝大多数人都有辩护和质证过程，这次审判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第一审判庭开庭20次，第二审判庭开庭22次。两个审判庭共出示证据873件，出庭作证的证人有49人，共有6万多人次参加了旁听。
1980年11月24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时指出：党与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任何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革命经验作为“模式”强加于人。
1981年
1981年1月1日，美联社电，中国曾自诩为有着数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如今报章却要教人说最基本礼仪之语。尤其是北京人，服务态度之恶劣到了举国尽知的地步。
1981年前后，新闻界提出关于“新闻语言多样化”问题，标志媒体开始从过去较为单一的“宣传机器”功能和角色中走了出来，开始应和社会发展要求向着履行多种功能、扮演多种角色的方向转型。在这之前，只存在一种文体就是“新华体”。
1981年军装复苏，街头上重又出现穿草绿色的旧式军装和布鞋、挎军用包的年轻人。
1981年《加里森敢死队》热播。好人和坏人并不见得泾渭分明。这是《加里森敢死队》的功劳。由流氓和罪犯组成的特工队在打击德国鬼子的任务中，显示了一种西方生活方式的魅力，成了叛逆的教材。
1981年1月1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
1981年春，由《解放军报》率先发难，邓小平支持，对作家白桦揭露文革罪恶的《苦恋》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围剿，是为第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运动期间中宣部发布第七号文件，要求作家不要再写揭露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与文革的作品，同时对于报刊揭露、批评性报道横加一系列限制。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对于公开抵制和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和行动，要分别情况，在适当场合、用适当方式进行坚决严肃的、说理的斗争。要认真进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对怀疑、诋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言论，不能放任、容忍，更不允许利用党的宣传工具加以散布、而必须进行有力的批驳。
1981年2月，中共中央下达“九号文件”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因此民间刊物只存在两年就这样被绞杀了。
1981年 2月25日，中共发起“五讲四美”活动。全国总工会等9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
1981年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5月30日至31日，国家计生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1981年 3月27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 “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
1981年4月10日，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统一行动，将民办刊物的主持者一网打尽，全国著名民刊的主要编辑几乎都被捕入狱。他们当中，有闻名中外的魏京生、刘青、王希哲、何求、傅申奇、任畹町和杨在行等。
1981年 4月10日，《解放军报》发表黄克诚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黄克诚指出，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是要把中国引上危险的道路，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革命群众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我们都感到她对于我们更亲切，更行之有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
1981年 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1981年 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发动了对白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批判。文章认为，《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 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
1981年 5月8日，陈云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中提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工作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做到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7月2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双手拥护。”
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出版了密洛凡·吉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仅供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参阅。“重印说明”说：“（《新阶级》）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反面教材。他会帮助人们打开眼界，懂得我们的敌人是怎样同我们进行斗争的。现在，我国有那么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自称或被封为‘民主战士’、‘人权战士’，打着‘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幌子，攻击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特权官僚专制制度’，诬蔑党的领导是什么‘官僚阶级’、‘新的特权阶级’，煽动搞什么‘第二次革命’，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其实，这样一套货色毫不新鲜，并非这些英雄好汉的‘创造’，‘发明’。若拿《新阶级》与之对照一下，人们一定会有‘似成相识’之感，原来他们不过是给了吉拉斯的余唾而已。”《新阶级》是吉拉斯的经典著作，是他在1965年11月底被捕入狱前写的“一本全面攻击、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著作”。该书1957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于1963年2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1981年6月23日， 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 “百花奖”的评选结果揭晓。《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获最佳故事片奖。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
1981年7月2日至4日，陈云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他要求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
1981年 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制定了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经营项目、范围、国家鼓励支持的各种政策，经营者依法经营须遵守的各项政策及享有的权利等共12条内容。
1981年 7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三年级学员张华为抢救掏粪老农光荣献身，年仅24岁。张华的事迹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和讨论。有人认为从生命的价值去思考，作为一个具有高等教育素质大学生的张华，对社会和人类所作的贡献，比他的援救对象对社会做的贡献要大得多，张华毫不犹豫的牺牲既是对自己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
1981年7月20日，中纪律委发出通告，要求杜绝“关系户”不正之风。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发表九条声名。是为叶九点。
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在日本大阪以3:2战胜日本队，七战七捷，夺得世界杯冠军。就在当天晚上，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国人无不振奋。
1982年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纪要》指出 ：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各级党的领导应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并颁布《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厂长对工厂生产经营活动行使统一指挥权，对工厂的人员、资金、物资有调度处置权；厂长要自觉接受和维护企业党委的领导，定期向党委汇报工作，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对厂长的奖惩，应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机关批准，等等。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已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
1982年1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国产机械手表、黑白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和弹力呢等纯涤纶织物四类商品开始陆续降低零售价格。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1982年春，包遵信、金观涛开始为《走向未来丛书》招募编辑人才、网络作者队伍。这套丛书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但编委会及其作者群却具有相当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以权利制约权利》、《人的现代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等书，是当代中国最早的一套以介绍西方新思潮为主旨，以接轨普世价值为方向的大型人文普及读物。丛书打开了思想的天窗，启蒙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走向未来》引发了丛书热，它与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黎鸣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一起被很多人认为是八十年代思想学术界的“三大丛书”。
1982年，逐渐普及的电视为大众娱乐推波助澜，中国进入大众娱乐化时代。山口百惠主演的日本电视剧《血疑》在中国播放时几乎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在80年代，中国播出的日本电视连续剧为37部，除《血疑》、《阿信》外，产生广泛影响的还有《排球女将》、《蔷薇海峡》、《来自北国》，《命运》、《血的锁链》、《血的迷路》等。这一年，电视版的“狮子王”——日本动画片《森林大帝》开播，讲述了小狮子雷欧成长的故事。《森林大帝》标志着中国广告业进入新时代。日本广告商提供动画片，可在节目进行30分钟后插播1分钟商业广告。
1982年，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影片突出了个人及其技艺。在其影响下，许多青少年开始习武，掀起了功夫热，功夫热催生了一批武术杂志，其中以杭州《武林》杂志最为著名。1982年，《武林》杂志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成为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风靡一时的起点。
1982年，在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中国运动员李宁一个人夺得共7个项目中的6枚金牌。
1982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玫瑰梦》被查禁，这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一个焦点事件。这一年，被查禁的淫秽色情图书30多种，6家出版社停业整顿，查处因刊有淫秽色情描写或封面插图的期刊130多种。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超过10亿。
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1982年5月，全国人大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四稿)》，但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立法机关将民法的起草指导方针由“批发”转向“零售”，即暂时不出台民法典，而先搞单行法。第三次民法起草又告中断。民法草案第四稿未获通过，后来成就了《民法通则》。
1982年7月1日，陈云看过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的材料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写信提出：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
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 198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为主任。
1982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时间由原来的20点提前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标志着中央电视台已经成为了一个新闻发布机构。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纲领性主张。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2年10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武汉召开全国小商品市场现场会，推广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
1982年11月19日至12月4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在本届运动会上，中国共获得金牌61块，首次跃居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名。
1982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宪法规定：第一，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除基本法律应由全国人大制定外，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人大常委会委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第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第三，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四，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增设审计机关。第五，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第六，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第七，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所谓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
1983年
1983年，侯德健到大陆成为校园民歌在大陆的又一个里程碑。侯德健背着吉他，穿着牛仔裤在舞台上演唱的形象引起了轰动。
1983年，步鑫生在海盐衬衫厂的改革成为企业改革的典范。他的事迹主要是“打破大锅饭”，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他的名言是：“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饭碗”。步鑫生开始了从厂长到企业家的过渡。
1983年《青年研究》第十二期发表文章讨论，为什么存在主义哲学能够被一部分大学生看得这样神？存在主义在此前后对中国青年学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存在主义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对自我意识、对自我存在的特殊意识现象的分析，引起了青年极大的共鸣。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简称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2月31日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给各地试行。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3年，第一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在“道德法庭”专栏发表记者沈涯夫、牟春霖的《二十年“疯女”之谜》一文，引起极大反响。《民主与法制》在1983年第二、三、四期作了连续追踪报道。但1985年上海水上运输部副部长杜融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诽谤罪”状告记者。1987年法院以“诽谤罪”判处沈涯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六个月、牟春霖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后记者分别向中级、高级法院申诉，但都维持原判。这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起新闻官司。
1983年2月12日，中央电视台开始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总是以锣鼓喧天歌舞动地开始，向大众传播着“欢乐”、“盛世”的主旋律。
1983年3月7日，周扬在中共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周扬提出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理论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会异化，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人民日报》独家发表了周扬讲话的详细报导，并预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胡乔木专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撰写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书，批判周扬的观点。胡事后写诗给周：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周扬因此挨批，甚至周扬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还是不依不饶.周扬被打击得一病不起，积愤在胸，最后变成植物人而含冤早逝。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被撤职，总编辑秦川被迫自我批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引起了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次讨论以及此后的清污运动结束了党内对文革的深入批判。
1983年2月至9月，辽宁沈阳的持枪抢劫杀人犯王宗玮、王宗坊在全国被通缉、抓捕，最后在江西被击毙。二王持续作案半年，窜行千里，打死打伤多人的传奇经历在坊间广为流传，引起了举国上下极大的关注，也促使上层下决心实施严打。
1983年2月28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草案)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1983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 的光荣称号，邓小平题词 “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1983年3月27日，劳动人事部负责人表示：现行固定工制度中存在的“铁饭碗”和分配制度中存在的“大锅饭”的积弊非改不可。
1983年4月1日，国务院颁布《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
1983年4月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
1983年5月1日，由于游人骤增，造成了“自古华山一条路”上的严重拥挤、堵塞、在千尺幢地段出现了10多人从陡峭的山崖梯跌落下来的险情。
1983年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被卓长仁等人劫持飞往南朝鲜，卓后来到了台湾。此后还发生过多次类似事件。在两岸对立的状态下，此前多是台湾方面千方百计回到大陆，这次事件标志着海峡对岸的台湾对大陆的吸引力和正义性上开始上升。
1983年7月1日，国家安全部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是为“严打”。邓小平在和公安部长刘复之的谈话中说，“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刘说邓的谈话，“明确地解决了在干部中特别是一些政法干部中担心的问题：会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会不会变成搞运动了？”“他准确地把握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教育我们要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而“严打”要作为维护大局的一个重要措施来看待。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只会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据官方统计，截至1983年8月，摧毁了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了一大批流氓犯罪分子，缴获枪支18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000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做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决定》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1983年9月20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1983年10月1日，北京景山学校举行集会，传达邓小平新近给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就是著名的“三个面向”。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实际上主要是指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此后，全国发起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后受到总书记胡耀邦的抵制而未继续进行下去。胡耀邦提出了划清何为精神污染几个具体的界限：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第二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第五、节假日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知识。青年学生对人体构造、生殖机能感到神秘，因为缺乏基本知识。
1984年
1984年中国刮起一股“公司热”。
1984年1月，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大公子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特派员在湖北省工作期间，积极支持一批思想敏锐的青年学者创办了《青年论坛》。胡德平本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为自由鸣炮》的文章，为自由正名，强调自由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
1984年2月11日，《南方周末》创刊，关振东任主编、左方任副主编。首印7000份，但出报的当天全部售完。创刊初期，内容以“三星（体育明星、歌星、影星）为主，形式也以一种娱乐报形式介入市场，这种内容与形式，是对苏联《真理报》模式的一种变革。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规定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
1984年，何家栋创办《开拓》文学杂志，任主编，后因发表刘宾雁《第二种忠诚》被查究。《第二种忠诚》发了以后，当时刚当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非常积极，其实王兆国也不分管宣传。但他对《第二种忠诚》里关于中苏论战的部分，认为和中央精神不符合，要求把杂志收回来。何家栋说五万份大部份已经发出去了，收不回来了，还有一点没发的，我们改一改，撕下一页换一下。王兆国也同意了，就改了剩下的几百本。但王兆国从广东到上海视察的路上，连续买了几本没改的《开拓》，于是火冒三丈，就派了一个工作组来，说《开拓》阳奉阴违，欺骗中央。《开拓》社长也是老革命，当时就火了，一拍桌子就跳起来了，说，王兆国算老几，他就能代表中央了？工作组的人，二话没说就走了。工作组回去就打报告说我们对抗中央，这个报告，从习仲勋，胡启立等一个个都画了圈，又要派工作组要《开拓》做检讨。当时全国总工会的倪志福是政治局委员，说别再整了，整得人家已经家破人亡了，算了吧。这才挡住。
1984年6月6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耸立在北京市郊的长城饭店是一座富丽堂皇的20层高楼。乍看上去，它好像与周围的环境不大协调。长城饭店是令人瞠目的暴发户生活方式的象征，是西方物质主义时尚的一个实例。
1984年7月28日至8月12日，中国参加了第23届美国洛杉矾奥运会。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于中央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保持香港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这些方针政策将由全国人大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以规定，并在50年内不变。
1984年10月1日，中国举行了盛大的国庆35周年庆典。在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事先北大同学否定了“邓小平万岁”的口号。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接着举行的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1984年11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给最后一批共计约7.9万名“地、富 、反、坏分子”摘帽子。至此，中国自建国以来对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被改造专政的历史结束了。
1984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1984年12月29日至翌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5年
1985年《上海滩》受到欢迎。对于中国内地观众来说，电视剧题材的禁忌正是在此被打破。
1985年，步鑫生的海盐衬衫厂效益大幅度下滑，杭州市里的海盐衬衫厂专柜，产品开始蒙上了薄薄的灰尘。这说明了，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进步迅速，市场的力量超过了党树立的典型的力量。
1985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徐星的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处女作小说《你别无选择》，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引起争议。（与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不同，张贤亮只是把性当作一种文化的、生命的思考对象，书中的性描写无论怎样惊世骇俗，但都具有理性和美学情致。在他的作品中，性是一种道德，负载着沉甸甸的内涵，而不是小说情节的调剂物。）
1985年1月10日至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1986年前后，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据统计，全国职工平均工资1239元，而知识分子最多的科技文卫部门只有1182元，比最高部门低374元，知识分子工资增长明显低于其它部门。一个村支书对一个工作20年的教师说，你是知识分子，每月工资58元，你的婆娘小学文化水平成了养鸡专业户，半年挣3800元，你这个教师没什么意思呵！ 短短5、6年的时间，陈景润式的知识分子形象就受到了现实的挑战。
1985年1月1日，《洛阳日报》社率先宣布脱离邮局，走“自办发行”的道路并获得了成功。
1985年2月14日，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负责人宣布：从1985年2月15日起增加67个开放市、县。外国人去这些地方可以自由前往。
1985年2月15日，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颁布《关于加强报刊出版发行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凡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的报刊，必须是经审批报刊的主管部门批准，在省级以上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并在刊物上刊登登记证号码的报刊。未经批准登记的报刊，不得在社会上公开出售，如有发现，一律取缔。业经批准登记的报刊需要出版“增刊”，必须逐次申请批准，报省级以上出版行政机关备案（或登记）后，方可出版发行。“增刊”上应刊登正刊的登记证号码。未经批准、备案（或登记）的所谓“增刊”，不准出版发行。经批准登记的报刊，如散布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迷信，对编辑出版单位应分别情况予以处理：或批评教育，或停刊整顿，或撤销登记；这类报刊应予没收。
198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报告》认为：这项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优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身上。
1985年2月28日，《蛇口通讯报》在第三期头版发表署名甄明伲《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还配发了《“恐惧”，告别吧！》的评论。当此文发表之前，总编辑韩耀根要给袁庚送审，袁庚以“不用送审”挑战传统领导干部体制的“天条”。此文还获1985年度全国好新闻特等大奖。一年后，蛇口通讯报还举办“蛇口新闻沙龙”，让零散的社会议论因公开见报而成为公众舆论。
1985年3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决定，撤销三峡省筹备组，改设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
1985年3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动的通知》。这是因为当时利用关系倒卖紧俏物资的现象非常普遍。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985年4月，《南风窗》杂志创刊，以“开启思想之窗，搭沟通之桥，吹清新之风”为理念创刊初期就推出“假如我是广州市长”的活动，让市民为市长提建议，被国际传媒誉为“中国民主化建设的先声”。《南风窗》也迅速成为期刊界的一面旗帜，被誉为“刊林奇葩”。
1985年5月10日香港记者陆铿在北京访问了胡耀邦，谈到邓小平退休，台湾问题等。后背认为胡耀邦“破坏集体领导原则，不与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就接受包藏祸心的陆铿的访问，泄漏了国家的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我党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此次谈话引起邓的不满，据说邓胡就是从此开始出现芥蒂。
1985年5月19日晚， 第十三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中国队在对香港队的比赛中以1:2告负，失去出线资格。赛后，看台上哄闹的球迷向队员扔汽水瓶、果皮等物，使一位香港队员受伤。随后，还在场外毁坏车辆，殴打司机，拦截外国人的汽车，破坏公共设施，并打伤一些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事后，北京市和国家体委的负责人当即向香港队道歉。官方称：这是建国以来在北京举行的体育比赛中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违法事件。这也是中国球迷个性化表达的开始。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裁军100万的决定。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1985年7月，海南倒卖汽车案受到公开通报。中共海南区党委、区政府一些主要领导成员违背中央给予的自主权，大量进口国家控制进口的商品，用来倒卖赚钱。从1984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5日，共批准进口汽车8.9万余辆。撤销雷宇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区政府党组书记、广东省委委员的职务。
1985年7月，被称为“左王”的中宣部长邓力群被免职，由朱厚泽接任。朱厚泽新上任不久，在给《光明日报》的一次讲话中对记者说，你们是深入群众第一线的，作为上级，我只有全力支持你们。一年以后，朱厚泽提出了“三宽”政策──对不同意见和看法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者要宽厚一点；要努力使空气和环境宽松一点。
1985年8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通知》强调：党政机关和党政机关于部办的公司，要实行政企分开，并使公司在经济上与党政机关脱钩；党政机关于部担任公司职务的，要辞去一头。8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1985年9月北大学生在三角地贴大字报抗议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接着就发展为反对腐败和要求政治改革。贴大字报是当时争取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进一步，学生要求上街游行。开始校方关校门，后来学生一再坚持，校方不再关大门了，有数百北大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
198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通知》指出 ：近几年来，大部分地方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远远超过农民的负担能力。
198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机关纠正不正之风：今冬明春、要扎扎实实地解决好党政机关争相购买和更换进口小轿车、滥派人员出国、挥霍公款、铺张浪费等六个严重问题。
1986年
1986年兴起了长江漂流。大学实验员尧茂书就曾经抱着橡皮筏子苦练漂流，希望能在美国人之前漂流成功。在1986年和1987年，超过10人死于长江漂流活动，有关部门不得不全面禁止这种活动。漂流者李大庆解释他为什么要参与冒险运动的原因说:“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不安分地渴望脱掉现实的束缚。”王力雄后来评论道：那是一场疯狂的比赛，似乎谁赌一把命都可以就此玩成“民族英雄”或“青年榜样”。
1986年，戴晴在《光明日报》办“学者答问录”专栏，采访过方励之、严家其、金观涛、梁漱溟、黎澍、冯友兰、厉以宁、姜洪等40位在各个领域颇有建树的当代名儒。
1986年，中国出现了一场全民性的集资热潮。1986年秋，温州爆发了一起特大金融投机和金融诈骗案，这场民间的“抬会” 参加人数达30万人之多，会款发生额8亿人民币，这场风波灾难性的直接后果是：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千人被非法关押、拷打、摧残，数万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在重庆市，一个叫余万珍的农家妇女，用高息为诱饵，共诈骗集资305万余元， 牵涉金额930余万元，在这起全国特大“地下银行”诈骗集资案中，先后有674人参与了这场投资，其中有1／3是机关干部、医生、教师和银行工作人员，一些有职有权的信用社干部竟把100万存款存入“余氏银行”，得到的凭据，竟是随意手写的没有任何印鉴的借条。
1986年前后，人们结婚时，要求“几条腿”，所谓有多少条腿就是有多少件家具，农村结婚讲究“四大件”：自行车、手表、风扇和缝纫机；城市结婚则要求“四个现代化”：电视机、洗衣机、立体声和电冰箱。这样一来可就吃不消了，结一趟婚的平均开销是3500元，这一笔钱全部由男方及其父母筹措。于是乎，因彩礼数额不够，父子吵架、新娘不出门、新郎被嘲骂的事情时有发生。
1986年，以上海为出发地，在中学生出现了“琼瑶热”。一本琼瑶小说传过几个班级，甚至跨年级、跨校、跨区。有女学生说：“琼瑶小说是我们感情成熟的教科书。”琼瑶小说中的女生人穷志不短，男生爱美人不爱家财，他们的爱情要“水水的、柔柔的、梦梦的、虚虚的、甜甜的眼神中迷恋往复”。
1986年，一份对十几所高校的300多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对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的选择上，有78.1％的人认为应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33.5％的人认为要学习西方“个性发展的竞争型气质”；20％的人认为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传统习惯；9.8％的人认为应学习坦白的物质欲求。此外，有60％的人认为工业化社会将有碍于人们彼此心灵的开放，感情的融洽。
1986年，第一家民办报纸《中国广告信息报》问世。实际上，《中国广告信息报》也不是完全的民办报纸，它的主管单位是光明日报社，第一任总编辑冯迈是该报总编室的编辑，只是他不再拿报社的工资，不再享受国家的福利劳保，但人事编制仍隶属光明日报社。但《中国广告信息报》的经营决策和总偏辑以下的编采人员，全向社会招聘。报社实行“四自方针”，即自筹资金、自组人员、自负盈亏、自担责任。但《中国广告信息报》在不足一年半时间就盈利数百万元，远远超过《光明日报》的效益。因此两个正副总编发生内讧，主管单位光明日报社趁机派员整顿，将报纸收回来，却很快关门大吉。
1986年2月25日，中央职改领导小组发布《新闻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及其实施意见规定：高级记者、高级编辑职务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部委一级的评审委员会审定，并报全国新闻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平衡审核。主任记者、主任编辑职务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部委评审委员会平衡审定，记者、编辑职务须报局一级评审组织审定。助理记者、助理编辑须报处一级评审组织审定。
1986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为了加强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 ，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1986年3月3日，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上书中共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这一建议后来被称为“八六三计划”。
1986年3月30日，中央职改领导小组发布《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及其实施意见规定：出版单位聘任或任命各类专业职务，须先将拟任职人员的有关材料提交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评审委员会（简称评审委员会）评审，经评审，证明合格，由聘用单位行政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在编制限额内聘任或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应行政领导任命。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出版专业人员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相当于司局（厅）级的出版单位，设出版专业人员中级职务（含初级）评审委员会；相当于处级的独立出版单位，设出版专业人员初级职务评审委员会；有条件的出版单位，经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授权，其评审委员会也可评审副编审，有的也可评审编审职务。由出版单位评审的符合中、高级职务任职条件的人员名单，要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编审报国家出版局备案。
1986年4月12日，《民法通则》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司法部举行全国首次统一律师资格考试。全国报考人数不到30000人。
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一场大型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唱《一无所有》。（崔健的歌曲成为新一代革命的号角，人民掌握了自主进入娱乐圈的权力。）王朔这样描述：“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写的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
1986年6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严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以“回扣”、“佣金”、“红包”、“提成费”、“好处费”等名目非法收授“酬金”的现象相当严重，必须严加禁止。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谈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986年9月3日、13日、29日、11月9日邓小平四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1986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我们的心愿》，公开向读者表示报纸改革的决心，目标是要使读者感到可读、可信、可亲，特举办全国读者抽样调查。这年8月12日开始到月底，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30个市县进行调查。统计样本数为5100，回收有效问卷5061份，回收率达99.2%。
1986年7月11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干事提交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并准备就此间题同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进行谈判。
1986年9月5日，《青年论坛》杂志北京记者站在北京举行了“论言论自由”的座谈会，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胡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厉以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杜汝楫、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家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李凌、北京出版社杨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梁治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莽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陈恒六、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闵琦、民政部民政管理干部学院黎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文化：中国与世界》主编甘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王军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陈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
